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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ESCJ的日常管理由九大电力公司轮流派驻的人员负责，工作内容包括：制定电网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性规则。
目前在财税体制，金融市场形成，法治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它依靠的是短期政策，长期还是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问题上，用现在通行的语言说，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实现转型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今年是中国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十二五时期的主线做了规定。而由于内需不足，就采用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通常用的办法：用进出口顺差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货币政策变得非常被动，被动地采取了一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就是过去两年用超强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以后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所有的这些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通货膨胀压力增强。
这些障碍能不能得到克服，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第一，长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
说到未富先老，其实早已经出现了。虽然我们已有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些改革我们现在就应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自然衔接，没有出现真空现象。具体来说： 一是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着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发掘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
记 者：您说我国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依据是什么呢？ 蔡 昉：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的劳动人口的总量也是很大的。但是，目前依靠把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方式推进的城市化，由于割裂了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也不能启动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需求。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蔡 昉：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所以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如果说有一些制度因素导致还没有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那就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请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蔡 昉：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记 者：人口红利消失有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折点？ 蔡 昉：人口红利持续到哪一年，其实没法说出准确的时间，只能初步判断说在逐步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尤其是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只靠农村劳动力在缓慢增长。因此，通过把区域发展战略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化的轨道转向比较优势的轨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延续下去，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
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可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人们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目前，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最终满足了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加上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例如，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都可以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此后，稳定的、不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维持几年。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纳殆尽，到 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这并不完全在于富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生产率水平。我国已步入刘易斯拐点 记 者：今年以来，与发达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我国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也呈上涨趋势。
几年前，我查了一下数字，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
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了，到现在终于出现了这一拐点。
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还没有退休，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还有一种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叫个人账户，则应该予以推广，它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储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如果以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改善收入分配为主要内涵的方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递减过程。在过去20年中，城市化速度大约为每年1个百分点，而近10年中则是每年1.2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将来一个人生产出现在三个人、五个人的产值，也是不成问题的。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未富先老不足为虑 记 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
我国人口红利未得到充分利用，大有发掘空间 记 者：我们过去是否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蔡 昉：我一直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发生，不可逆转 记 者：您根据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得出我们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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